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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中国与统一战线70年•心声】“要听党的话,始终跟党走,党派之中也大有可为!”

时间:2019-07-18 19:21 来源:体育网 作者:shuai

 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,作为一个从上世纪初走来的耄耋老人,我不禁感慨万千。

  1927年,我出生在福州郊区农村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,我出生后不久,父亲就只得到新加坡谋生。我八岁那年,母亲也去了新加坡,把我留在福州陪伴祖母和曾祖母度过晚年。

  抗战期间,我一个人颠沛流离,受尽千辛万苦,生活费用依靠亲友接济,时断时续,常常挨饿。抗战终于胜利,我和父母取得了联系,同时自学完全部高中课程,并考取上海大夏大学土木系。我十分希望国家政治从此走上正轨,但是事与愿违,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崇洋媚外,卑躬屈膝,对内拒绝和平谈判,单独召开伪国大并发动内战。我曾两次亲身经历全副武装的军警和特务半夜包围校园,给师生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,我对他们的此种行径深恶痛绝,对爱国民主运动深表同情。与此同时,我当时所在的土木系地下党员较多,进步力量很强,对广大师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  在复杂的形势下,我们共同期盼着祖国能早日解放,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。 

  1950年10月,我念完大学,毅然放弃了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,响应党和政府发出的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号召,前往安徽参加治淮的行列。在战后贫瘠的淮北平原,我与大家一起经受考验,努力工作,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我感到自己为祖国尽了一份力,充满年轻人特有的自豪。带着“治淮功臣”的称号,我回到了上海,在同济大学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。

  新中国百废待兴,正是用人之际,怀着对祖国的美好憧憬,我全身心投入到我所热爱的工程实践和教学工作中去。 

 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,迎来了教育、科学的春天,我像是个久旱逢甘霖的孩子,一头扎进教学科研事业中。1978年,我这个当了24年的讲师终于晋升为副教授。两年后,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教务处处长。

  1984年,经全体党员、党外讲师和副科级以上1100多人民主推荐,我以935票当选同济大学校长。这对身为侨眷、曾被认为“海外关系复杂”的我,简直是莫大的鼓舞和无限的信任。

  在担任校长的5年里,我全力以赴地工作。我倡导发扬“同舟共济”的同济精神,进行全国第一个校长负责制的试点,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。我倡导积极探索多元化高校办学体制,着手学校领导体制、人事制度和后勤管理改革,制定实施了学校发展规划,努力把同济大学建成教学和科研中心。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,我反复强调,越是深入改革,就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,设置了政治思想工作机构,并拨专款加强班主任、政治辅导员的工作。在教学方面,我提出“严格要求、更新内容,教得活、学得活、少而精”的方针,提倡教师将科研中获得的最新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,加强基础,拓宽知识,培养能力,出好人才。在学校管理方面,我坚持民主集中制,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,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在校务会议上讨论决定。我还十分重视教代会、工代会的作用,经常去教室、食堂、宿舍、实验室、图书馆,与教师、学生对话,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。并每年主动向教代会、工代会作报告,汇报工作,让教职工代表进行考评,这一举措在当时也是开风气之先。在个人修养方面,我要求自己做到“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对己严,待人宽”。在学术研究方面,我出版了《网络计划技术》《建筑施工》《建筑施工组织学》《网络计划的计算与实例》《城市建设管理》等多部论著。

  担任校长后,我有了许多出国考察的机会,父母和亲朋也多次催促我出国团聚定居。我确实很想念远方的亲人,却更清楚自己身上的重担,清楚自己对事业对祖国的深深眷念。这种情愫,让我难以割舍,只能埋藏自己的寂寞,婉拒远方的亲人。我的坚持,也被同事朋友们戏称为是同济的“牧马人”。 

 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,民盟上海市委会主委谈家桢先生找到我说,希望当时作为兼职副主委的我,能去民盟“坐坐班”。

  谈老的信任让我感动,责无旁贷,我欣然受命。这段机缘不仅让我对民盟有了更深的感情,也把我在同济大学的改革精神带到了民盟市委会机关。时至今日,我仍然感动于上海民盟机关的同志们对我的支持,每年新春,我会亲手写上贺卡问候。时常有年轻盟内同志来看望我,对年轻人,我总是说,“要听党的话,始终跟党走,加强学习,好好工作,党派之中也大有可为。